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如何突破六十岁的？
在古代帝王与民众的寿命对比中，有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人们常常听闻历代皇帝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多岁，似乎与常人无异，尤其是与民国时期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相近。当我们深入这一问题时，会发现这其中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对于帝王来说，他们身处至尊之位，享受着万民的崇拜与供奉，似乎寿命应该长久。据历史记载，从秦汉至明清，那些生卒年可考的皇帝们，他们的平均寿命令人惊讶地只有大约三十九岁。这一数字似乎与他们的地位和资源不成正比。
我们必须认识到，皇帝的平均寿命并不能代表其所处时代的民众平均寿命。这是因为皇帝群体的寿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他们享受着最顶级的衣食住行，享受着无人能及的医疗资源。也有一些皇帝在政治斗争中失去生命，或是因追求长生不老而误食丹药导致死亡。更重要的是，皇帝平均寿命的统计与平均寿命这一概念本身存在本质差异。
当我们谈论平均寿命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讨论某个年龄段的人还能继续生存多少年的预期。对于皇帝而言，他们的平均寿命是在他们登基后的生存年限。这一统计本身存在一个隐含的前提，即这些皇帝都已经成功登基，而那些未能活到登基的个体并不在统计范围内。皇帝的平均寿命往往高于他们所处时代的平均寿命，这主要是统计上的差异造成的。
在古代，影响平均寿命的核心因素并非仅仅是人的寿命上限，而是寿命下限。这是因为婴儿死亡率和儿童夭折率一直居高不下，这无疑拉低了整个时代的平均寿命。对于皇帝而言，他们所处的特殊地位使得他们的寿命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与普通民众所面对的挑战并不完全相同。皇帝的平均寿命与其所处时代的民众平均寿命之间的差异，并非仅仅是因为医疗资源的优劣差异。这其中包含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中国古代人口平均寿命一直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根据《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一书的数据，我们可以了解到北京猿人、唐朝、夏商周等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平均寿命。这些宝贵的数据为我们揭示了古代人类生活的面貌和生命历程的变迁。
让我们首先关注北京猿人的平均寿命，他们的寿命相对较短，仅为14.6岁。随着历史的推进，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的寿命在逐渐延长。唐朝时期，人们的平均寿命达到了27岁。到了宋朝和元朝，人们的寿命继续上升，达到了30岁和32岁。而在东汉时期，人们的寿命更是达到了22岁的高峰。这一趋势表明，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逐渐改善，寿命也随之延长。
当我们谈论到民国时期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时，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在1949年之前，中国并没有全国性的统计数据来反映人口平均寿命。但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些学者基于有限的地区性数据，尝试计算中国的人口平均寿命。其中，美国学者哈利·赛福特的统计结果影响最为广泛。
赛福特基于1929-1931年的数据，计算出了民国时期男性和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他的结论指出，男性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为34.85岁，女性为34.63岁。这一结论后来被广泛引用和传播，被人们所熟知。这个结论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他所使用的数据仅限于农民群体，并未包括城市人口。他的计算方法也与后来联合国推荐的方法有所不同。
尽管如此，赛福特的统计仍然是民国时期人均寿命的重要参考之一。除了赛福特的统计外，还有其他三份关于民国人均寿命的统计资料可供参考。这些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民国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和健康水平。
中国古代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而民国时期的人均寿命统计虽然存在争议和局限性，但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数据，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况。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深入思考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对人们寿命的影响，为未来的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在1935年，薛利用南京居民的生命统计资料，经过精细的计算，得出南京市人均寿命的准确数据。他揭示，南京的男性人均寿命为39.80岁，女性为38.22岁。薛的统计对象聚焦于城市人口，这一研究有效地补充了赛福特的不足。
另一份资料来源于图薛仲三所著的《南京市寿命表》。
广西省从1937年开始实施生命统计报告制度，连续四年的统计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素材。到了上世纪90年代，广西学者利用这批宝贵的数据，以蒋庆琅法进行计算，得出在1937-1938年间，广西男性的平均寿命是41.18岁，女性为43.30岁。而在1940年，男性的平均寿命微升至41.48岁，女性则为42.66岁。
陈达领导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1940至1944年间，根据云南呈贡县的人口死亡统计资料，制定了多种寿命表。考虑到当时霍乱的大流行，如果算上霍乱死亡人数，当地男性的平均寿命是32.8岁，女性为34.2岁；若不计算霍乱，则男性寿命为33.8岁，女性可达38.0岁。当代学者利用相同资料，采用联合国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结论比陈达当年的结果高出4-5岁。
综合以上四份资料，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在民国时期，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大约在40岁左右。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结论并不意味着大部分人在40岁前离世。原因在于，民国时期的婴儿死亡率极高，每千名活产婴儿中就有高达170至200名在一岁前夭折。在统计上，每一名婴儿的离世，需要至少两名成年人活到60岁，才能平衡整体的人均寿命数据。
这四份资料不仅揭示了民国时期中国人寿命的大致情况，也凸显了那个时代的健康挑战和生命困境。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是一面镜子，提醒我们珍视生命、关注健康、不断提升生活质量。图1930年代的中国农村，呈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农村生活。从清朝到民国，中国人的平均寿命逐渐增长，这不仅仅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追溯这一变化的根源，我们可以找到人类寿命第一次飞跃的足迹。这一飞跃始于1796年，当时英国人琴纳发明了牛痘预防天花的方法。这一创新使得儿童死亡率大大降低，人类的平均寿命也因此得以提升。在牛痘法在欧洲推广初期，虽然引起了广泛的忧虑和争议，但数学家丹尼尔贝努利利用概率统计得出了这一方法至少能延长人类平均寿命三年的结论。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对牛痘法的支持，推动了其在英国的普及。在大约同期，许多欧洲国家和拿破仑控制下的法国也开始引进这一方法。随着牛痘法的推广，许多国家因天花而死亡的人数大大减少。俄国更是全面强制民众接种牛痘，这一行动无疑加速了牛痘法在当地的普及。到了1840年，英国国会立法为所有民众免费提供牛痘接种，同时禁止使用已经落后的“人痘法”。琴纳本人也热切希望牛痘法能尽快传入中国，作为一种对曾经受过“人痘法”恩惠的欧洲的回馈。
牛痘法传入中国是在琴纳发明后的第九个年头，也就是1805年。这次传入与中国外的西班牙有关，他们在海外进行的牛痘接种行动直接将这一技术带到了澳门。这一技术的传入无疑对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牛痘法的普及，许多中国人的生命得以延续，平均寿命也因此得以提高。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人类健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回首这段历史，我们不禁感叹人类为了生存和健康的努力与。从琴纳的牛痘法到现代的疫苗技术，人类的健康事业不断进步，这背后是无数人的付出与努力。牛痘法的传入与中国，更是展现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这种交流不仅带来了技术与知识，更带来了生命的希望与延续。我们应该珍视这段历史，铭记那些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广东南海的邱熺，成为了最早接种牛痘并致力于传播牛痘法的中国人。尽管琴纳的愿望得到了部分实现，但现实却并非如他所料。
邱熺的努力，虽在两广地区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但由于部分中国人的守旧与排外心态，牛痘法的普及之路可谓步履维艰。即便有大人物如曾国藩、阮元（两广总督）的推崇，即便邱熺在著作《引痘略》中对牛痘法进行了本土化的处理，牛痘法依然未能深入内陆，未能传播到上海、北京等要地。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于1873年在《申报》上连续刊登了一则慷慨大方的广告。广告内容显示，为了鼓励民众接种牛痘，不仅分文不取，还给钱三百文作为调养费。即便有这样的优惠政策，1870年代的上海民众对种牛痘依然持怀疑态度，租界当局之所以刊登这种广告，是因为他们在推广牛痘接种时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进入民国后，尽管民间对牛痘仍有所怀疑，但部门已经开始积极推广。1917年，北京已设立官私种痘局所66处。1919年，中国首次自制牛痘苗成功。此后，北京的公益产科医院开始为新生儿免费种牛痘。1928年，国民更是颁布了《种痘条例》，明确要求每个儿童必须种痘两次，并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
这一政策在城市中得到了较好的执行。比如长沙的种痘人数从1930年的7760人增加到1932年的3.01万人。自1910年到1935年，上海的医院与慈善机构共计种牛痘250余万人次。在农村地区，由于人手不足以及部分人以种人痘为业的点花先生的诋毁，防疫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如此，邱熺的奋斗精神及其为推广牛痘法所做的努力仍然值得我们铭记和尊敬。他的故事是一段关于勇气、坚持与克服重重困难的历史，也是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曾经发生过一些令人深思的事件。在遥远的1944年，一位名叫点花先生的勇者，冒险来到甘肃礼县白河乡，他的任务是种人痘。这一尝试却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人为引发的天花流行，迅速传染至周边三县，造成了大量民众死亡。尽管这一事件带来了沉重的伤痛，但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终于赶上了人类平均寿命第一次飞跃的尾巴。
这一阶段的进步得益于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措施——种痘条例的颁布。卫生署于1928年颁布的《种痘条例》为预防传染病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尽管有了这样的预防措施，人类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
紧接着，人类历史的舞台迎来了新的篇章。在20世纪前半期，人类平均寿命的第二次飞跃拉开了序幕。这场革命性的变化源于以青霉素为代表的抗生素药物的发现。这些药物的发现使得儿童死亡率急剧下降，人类的平均寿命也随之突破60岁大关。
英国人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在1928年便发现了青霉素的神奇功效。直到1943年，美国和英国的公司才找到了工业化生产青霉素的方法。在诺曼底登陆战中，青霉素的广泛应用大幅减少了因伤口感染而死亡的士兵人数，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青霉素的救命之力。
青霉素的发现，以及随后出现的磺胺类药物和链霉素等药物，意味着人类首次能够治愈由细菌感染引起的疾病。这一进步具有划时代的巨大意义。在这一时期，人类的平均寿命得到了显著提升。例如，在1900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仅为47岁（当时牛痘法已经普及），而在青霉素普及的1960年，这一数字已经接近70岁。同样，在日本，从1900年的平均寿命44岁，到青霉素普及的1955年，也已经突破了60岁大关。
【配图：Alexander Fleming的肖像】
青霉素，这一神奇的救命良药在中国的普及之路，相比于英美等地稍显波折。那是一段曲折却又充满坚韧的故事。故事始于中央防疫处从英国红十字会获得一笔捐赠经费的那个春天，中国的科学家们开始了青霉素的试制之旅。参与者中的佼佼者包括汤飞凡、樊庆生等人，还有在青霉素研发中贡献突出的童村和朱既明等人。经过不懈努力，他们在同年九月成功粗制出五瓶青霉素。到了1948年，中央防疫处每月的生产量已达到惊人的两千五百瓶左右，其质量与进口青霉素不相上下。这一年，他们共生产青霉素一万一千三百三十八瓶，销售一万零一百四十三瓶。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科学家的辛勤努力和智慧结晶。
【配图：童村（左一）、汤飞凡（右一）在中央防疫处的珍贵合影】
随着时间的推移，青霉素的重任在解放后移交至国营上海药品三厂手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进口了青霉素数量庞大——高达一千五百万瓶，但需求仍然远远得不到满足。上海一个月就需要五十万瓶青霉素。这一需求在竺可桢的记事本中得到了明确的记录。经过不懈的努力和研发，药品三厂终于在1953年五月正式投产青霉素。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更为令人振奋的是，到了1957年，中国的青霉素产量达到了惊人的十九万一千一百五十五公斤。这一年，中国人口平均寿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五十七岁的高峰，预示着生命的曙光即将到来。就在那时，中国宣布通过牛痘法彻底消灭了天花病毒，这无疑是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的巨大贡献。这一切的背后，是中国科学家们的辛勤付出和不懈努力。他们的贡献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医疗历史，也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如何突破六十岁的？这一切的背后，有着丰富的历史背景和深入的人口研究。让我们一起这一重要里程碑的历程。
早在民国时期，学者们如H.E.Seifert等已经开始对中国农民的生命表进行研究。他们的数据揭示了当时中国人口的死亡状况，为我们理解平均寿命的提升提供了基础。随着历史的发展，学者们如侯杨方、薛仲三等，陆续发表了关于寿命的统计数据和研究文章，为我们揭示了中国人寿命的变迁。
在医疗科技的进步下，青霉素的广泛应用也是平均寿命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陆宪良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青霉素在中国的诞生如何影响了人们的健康状况。伴随着医疗体系的完善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逐渐改善，这也为平均寿命的提升创造了有利条件。
进入现代，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技术的进步，以及对公共卫生的重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得以逐渐延长。陈达的研究以及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的数据为我们提供了详实的人口数据，揭示了中国人寿命的变化趋势。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功地将平均寿命推向了新的高度。这一切的背后，是无数人的努力、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繁荣。未来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将继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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