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溥仪没有被逐出紫禁城

<一、溥仪的逐出紫禁城>

在1924年的一个深秋日子，冯玉祥将军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将末代皇帝溥仪逐出紫禁城。这一举动使他感到极为满足，他自称此举为“最痛快的事”。并非所有人都对此表示赞同，有些人认为冯玉祥此举有失妥当。①

当时，京城高层政治人物中，段祺瑞是最反对这一行动的人。段祺瑞是执的首领，取代了曹锟的地位。他在驱逐溥仪事件发生的次日致电冯玉祥，表达了他的不满。他表示，清室的优待条件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众所周知的。如今突然改变，将溥仪强行逐出紫禁城，这样的行为如何向全世界解释？他希望冯玉祥能够深思熟虑，重新考虑这个决定。段祺瑞还强调，他亲自制定了这些优待条件，各国使馆都有备案，怎么能随意撕毁呢？

冯玉祥对此有着坚定的回应。他认为自己此次回京后，尚未做出值得称道的事情，只有驱逐溥仪这一行动，才能真正的无愧于天下后世。

就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那个曾经居住在紫禁城的少年溥仪，正在经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关于他的命运，以及清室的未来，都悬于一线。

这一切都要从清室优待条件说起。这些条件是由南京临时、袁世凯及清廷皇室三方在1912年2月9日共同商定的。它们包括八个主要项目：

（1）皇帝的尊号不会被废除，中华民国将以外国君主的礼仪对待他。

（2）每年拨款万两（元）给皇室。

（3）皇室暂时居住在紫禁城，日后可能会移居颐和园。

（4）宗庙和陵墓的祭祀不会断绝，中华民国将派卫兵保护。

（5）德宗的陵寝工程和奉安典礼将按照旧制进行，费用由中华民国承担。

（6）宫内人员可以继续留用，但不得再招募宦官。

（7）皇帝退位后，其私有财产将受到中华民国的特别保护。

（8）皇宫的禁卫军将归入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但员额和俸饷保持不变。这些条件的制定，原本是为了确保清室在转型期的稳定和皇室的尊严。随着时局的变化，这些条件逐渐被打破，最终导致了溥仪的逐出紫禁城。经过当前的变迁，段祺瑞已经无法让溥仪重返紫禁城。一方面，国民军掌控北京，冯支持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并不听从段祺瑞；另一方面，国内舆论大多支持驱逐溥仪的举动，甚至成立了反对优待清室的大同盟。南方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孙中山也支持这一行动。至1925年双十节，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更是将保护博物院与保护民国紧密关联，溥仪回紫禁城的可能性被进一步削弱。

随着时局的变迁，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已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溥仪自己也明白，如他所言，北伐军势如破竹，溥仪的前方军队不断溃败，他们正自顾不暇，哪有心思去管什么优待条件？

在生活的窘迫与精神的压力下，溥仪被逐出宫后，回到了醇亲王府。虽然相比紫禁城，王府的生活显得拮据，但溥仪手上仍握有极可观的财富。这些财富是他通过秘密方式从宫中盗运出的古版书籍和名人字画。溥仪如惊弓之鸟，担忧自己会被进一步针对。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为他寻求庇护，先后向英国公使馆和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助。

日本租界成了溥仪的避风港。他在那里不仅暂时摆脱了被进一步针对的威胁，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自己的生活品质。身处异国他乡，溥仪的内心无疑是孤独和迷茫的。他渴望回归故土，但又深知当前的时局已非他所想象。这段经历也成为他人生中的一段重要篇章，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和一个帝王的落幕。在日本公使馆中，溥仪再次体验到了昔日帝王的尊贵待遇。昔日奏事处与值班房的陈设，似乎都在向他诉说着往昔的辉煌。许多遗老们感激不尽，因为他们看到了重建逊清小朝廷的希望，甚至在心理上得到了某种满足。长期居住在公使馆并非长久之计。日本外务省深思熟虑后，向芳泽传达了指示。他们认为宣统帝愿意继续居住在北京附近是明智的选择，而天津租界因其特殊地位更易于保护宣统帝的安全。为此，日本外务省电示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必须设法使皇帝暂留日本租界。

在这样的背景下，溥仪与随行人员被安排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处寓所。这里的一切仿佛都在向他展示曾经的辉煌与荣光。他与婉容的照片在天津被广为流传，让人们看到了昔日皇室的温馨与和谐。在这七年的时间里，溥仪经历了许多波折与变迁，但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尽管失去了帝王的权力与地位，但他依然保持着内心的坚定与执着。他在天津日租界的生活充满了挑战与机遇，也让他重新认识了自我与价值。这段经历成为了他人生中难以忘怀的一段时光。他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平静而充实的日子，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共同见证了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也共同创造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这段经历不仅让溥仪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生活与价值观，也为他的人生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即使岁月流转，这些珍贵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永不褪色。在过去的七年里，日本方面对逊清皇室持续示好。溥仪参观日侨小学时，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他们高呼皇帝万岁，表达忠诚。每逢溥仪的生日，日本在天津的军政人员都会登门祝贺，以示友好。日本还时常邀请溥仪参加阅兵、参观日舰，展示日本的强大军力，这些举动让溥仪深信，日本将是支持他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

1928年的东陵盗宝案（军阀孙殿英盗慈禧等人之墓）的发生，让身在日租界的溥仪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据溥仪自述，他听闻此消息后，所受到的刺激甚至比当年被驱逐出宫时还要严重。更让他心生怨恨的是，以孙殿英为首的盗墓者未能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这次事件让溥仪发誓要报仇，他的复辟思想也因此达到了新的高峰。

东陵盗案对逊清皇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溥杰写给溥仪的信中也可以看出这一事件对皇室成员产生的冲击。信中提到，听到昭西陵和东陵被盗的消息后，身处家国破败之际的溥杰深感事事不如意，这一切都是大势所趋，理所当然。

当时的情景可谓是国破家亡，处处不如意，让溥仪及皇室成员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危机。东陵被盗，更是让他们感到心灵上的创伤和财产损失的无助。这也进一步激发了溥仪的复辟思想，他誓要找回失去的尊严和财富，重建爱新觉罗的荣耀。

1934年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溥仪再次成为皇帝，这也反映出当时的一些政治和社会背景。在这个时期，日本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和影响日益加深，溥仪的复辟思想也与之密切相关。他希望通过复辟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恢复皇室的荣耀，同时也有抵制日本侵略的意味。

国破家亡的悲痛，卧薪尝胆的磨砺，东陵盗宝案的冲击，让溥杰深受刺激，故国之思越发强烈。他的心境，犹如一场惊心动魄的征程，只靠着内心的坚定信念才能支撑下去。

南京国民定都南京后，与逊清皇室之间的交集并不多。国民的领袖人物，多是革命党人，与清室并无渊源，这与北洋时代截然不同。而且，国内战事频繁，南京也难以顾及逊清皇室的安置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曾派监察委员高友唐游说溥仪。国民希望他能与日本人保持距离，并提出恢复优待条件，每年支付优待费，或者一次性支付一笔费用。至于他的住所，可以选择上海或其他地方，甚至可以选择出洋到外国。溥仪拒绝了这些提议。

溥仪回应道：“国民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已经废除多年，孙殿英亵渎了我的祖陵，你们连管也没有管我。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里去了。”这段话透露出他的愤怒和无奈。

高友唐的来访确实属实，但二人之间的真实交谈情形可能与溥仪的回忆有所出入。这次交流是一场关于情感、责任和选择的深刻对话，是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也是两个时代之间的交汇。

在这个关键时刻，溥仪的决绝回应，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心境和选择，也揭示了那个时代皇室的复杂情感和无奈境遇。这段历史，值得我们深入和反思。郑垂汇报中的溥仪：旧时代的落幕与新政权的抉择

昔日高友唐向帝提出的关于日本策划满蒙独立运动的议题，溥仪以其皇者之德，断然拒绝。传闻中，若他选择迁居上海或北平的俄国公使馆，国民每月将支付其经费20000元。这位昔日的天子却不为所动，他在回答时指出，当下正值国家内忧外患之际，中央无需顾及一己之利，而应着眼于全体国民的福祉。这是历史的背景，也是皇权走向末路的缩影。

郑垂的汇报中并未提及国民有意恢复《清室优待条件》，也未详述溥仪对国民的批评。但溥仪拒绝南京国民、无意脱离日本的势力范围这一点，在资料中是有一致性的。这揭示了溥仪内心复杂的考量：一方面，他对旧时代的眷恋与对新兴政权的复杂情感交织；另一方面，面对内外交困的局势，他也在寻求新的生存之道。

庄士敦，长期伴随溥仪的人，曾直言不讳地表示，宣统帝前往东北的确是出于自愿。这为我们揭示了溥仪内心的一种选择：在旧时代即将落幕之际，他或许已经意识到，投靠日本是他能够继续掌握权力的一种方式。这种选择固然有其无奈，但也透露出历史的必然。

回溯历史，如果溥仪在1924年未被逐出紫禁城，或许他会失去与日本合作、制造伪满洲国的机会。但历史的进程不会因个人的选择而改变，溥仪的命运也与这个时代的风云变幻紧密相连。他的选择，无论利与弊，都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下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交织的缩影。

在昔日辉煌的紫禁城中，溥仪曾居于高高的殿堂之上，身边围绕着遗老的复辟梦想。但由于宫廷规矩的束缚，他并未被这股复辟的热潮所淹没。日本人要想接触这位废帝，也面临着一定的困难。

受清室优待条件的庇护，溥仪与一众皇室成员在紫禁城内维持着他们的小朝廷。他们或许在繁华的紫禁城中享受着自娱自乐的时光，满足于现状，与民国和平共处。当清室的优待条件被移除，溥仪的身份转变为一名普通公民，这种巨大的落差激发了他内心恢复帝制的渴望。

若溥仪仍居宫中，虽受东陵盗案的影响，但在国民卫兵的严密监控与保护下，日本人想要将他劫走也并非易事。这种假设背后却隐藏着局限性和弊端。

早在1917年，年幼的溥仪便与张勋携手图谋复辟。即便他未被逐出紫禁城，也难以保证他及身边的人不会借助日本力量再次尝试复辟。例如，若在平津沦陷时溥仪仍在宫中，日本人可能会选择扶植逊清皇室成立复辟伪政权，而非支持其他势力。

长期保留溥仪在紫禁城中也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逊清皇室参与张勋复辟一事，让《清室优待条件》遭受广泛质疑。舆论中，许多人主张废除这一优待条件，因为逊清皇室违约在先。关于违约责任问题虽然复杂，但舆论普遍认为应该废除《清室优待条件》。

更重要的是，自1922年起，溥仪就开始秘密盗运紫禁城内的珍贵文物出宫。据清室善后委员会统计，他共偷运出大量书画、古籍。这一行为虽在1924年被中断，但溥仪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文物的贪婪已显露无遗。他的内心深处，或许仍燃烧着恢复帝制的梦想火焰。这一切表明，将溥仪长期留在紫禁城并非无懈可击的决策，其背后隐藏着诸多复杂的问题和挑战。在1931年的深秋，溥仪悄然离开了紫禁城，秘密出关，背后却并未看到国民的阻拦。这场变故如同一阵秋风，席卷了中华大地。溥仪的选择，背后是复杂的政治风云和历史的变迁。

这次事件之后，国民汲取了教训，开始了一系列的行动来保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在岁月的流转中，他们先后策划了段祺瑞的南下颐养计划，将末代衍圣公孔德成从曲阜接往武汉，避免了他被日军利用的命运。这些行动都体现了国民对民族大义的不懈追求和对国家利益的坚定维护。

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在图1961年的某个时刻，鹿钟麟与熊秉坤与溥仪留下了珍贵的合影。这三位人物在历史的舞台上各有角色，他们的合影，如同一幅历史的画卷，让我们窥见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注释：

①沈亦云的《亦云回忆 上》第211页详细描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背景和影响。

②李坤睿在《王孙归不归溥仪出宫与北洋朝野局势的变化》中，对溥仪出宫与北洋朝野局势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这篇文章为我们理解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③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第165-265页，为我们展现了溥仪的内心世界和他的人生历程。

④金梁的《遇变日记》和《文史资料选辑 第13辑》中的第101页，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历史事件的珍贵资料。

⑤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则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一历史事件。这本书的第300页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背景信息和深入的分析。

如今，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那些人物和事件仿佛就在眼前。他们的决策、行动和选择，都成为了历史的注脚，让我们感叹历史的波澜壮阔和人生的无常。历史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溥仪的故事则是其中的一段引人入胜的篇章。想象一下，如果这位末代皇帝没有被逐出紫禁城，那将会是怎样的情景？让我们一起这一历史假设背后的故事。

在猪木正道的《吉田茂传》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这本书的某些页面记载着一种可能的历史走向，第277、278页向我们展示了溥仪在紫禁城的另一种命运。与此孙殿英逃脱审判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与宋美龄受贿、慈禧夜明珠失窃的谜团？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短史记第547期的那篇文章。

当我们翻开赵雅丽的《宣统王朝》第160页时，似乎可以闻到历史的尘埃气息。在那里，或许能找到关于溥仪在紫禁城的日常生活和宫廷斗争的线索。而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的电报，或许揭示了当时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解学诗主编的《关东军满铁与伪满洲国的建立》，以及杨天宏的《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与违约责任基于北京ZB后摄政内阁逼宫改约的分析》，则为我们提供了更为深入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视角。

如果溥仪未被逐出紫禁城，历史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将如何继续他的皇帝生涯？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和机遇？他的命运将如何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紧密相连？这一切都是引人入胜的问题。我们期待更多的历史学者和作家去挖掘这段历史，为我们揭示更多关于溥仪和那段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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