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作者(资治通鉴的作者)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以其卓越的史学才华，为我们留下了这部重要的历史巨著。他的著作《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卷一百八十》等篇章，在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书以历史事实为依据，通过对各类史料的深入考证，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一、《资治通鉴》概说
《资治通鉴》是一部跨越了千年历史的大书，那么如何从中汲取智慧，如何从不同角度理解其中的思想精华呢？我们来探讨一下，《资治通鉴》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位置。
在古人的分类中，《资治通鉴》属于史部，它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每一生命都有其历史，而历史就是我们理解当下、体察未来的桥梁。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国学中的经史之学，是我们理解历史与现实的重要途径。
曾国藩曾强调，“读书有两个门径，修身不外读经，经济不外读史”。他认为，《资治通鉴》是经邦济世的经典之作，其中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现实世界的宝贵经验。毛泽东也高度评价了《资治通鉴》，认为它是一部治国安邦的经典。
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人类的知识体系有着各自的特点。例如，西方文明注重科学，南亚、西亚、北非则更注重宗教。而中华文明则更关注现实人生问题，《资治通鉴》正是对这一特点的集中体现。它告诉我们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何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
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文明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资治通鉴》作为一部治国安邦的经典，其地位在人类知识体系中不可忽视。它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对现实人生的指导。
二、对《资治通鉴》的深度解读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是一位天才的史学家。他编撰这部书的目的是为了借鉴前代的兴衰，考察当今的得失，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部书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他在与吴晗的谈话中称赞《资治通鉴》叙事有章法，可以让我们熟悉历史事件，吸取经验教训。
在顾颉刚等著名学者的努力下，《资治通鉴》得到了精确的校点。现在世界上研究《资治通鉴》的人多数使用这个版本。这部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更为我们揭示了历史的兴衰治乱的本末。通过深入研究《资治通鉴》，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的智慧，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寻找答案。
《资治通鉴》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更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融汇了中华文明的智慧，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视角。作为现代人，我们应该深入研究这部书，从中汲取智慧，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指导。
在众多历史人物和学者的眼中，《资治通鉴》是一部具有极高价值的著作。它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案例，帮助我们理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正如司马光所期望的，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这部书，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更好地应对现实挑战。宋元之际的著名学者胡三省对《资治通鉴》的深入研究颇有见解。他强调，不论是为人君、为人臣还是为人子，阅读《资治通鉴》都是必不可少的。胡三省指出，领导者若不了解《资治通鉴》，则难以知晓治国之源及防乱之术；一般干部若不了解，则难以与上下有效沟通；而对于普通人，不了解则可能对自身及家族的荣誉带来损害。可见，《资治通鉴》是一部适合所有人阅读的书。
实际上，曾国藩和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理解和应用，展现了其深邃的洞察力。曾国藩在给年轻人的信中，高度赞扬了《资治通鉴》，认为其论述既公正又适当，能开拓人的心胸，同时也阐述了事物变化的权变之道。这里的权变，指的是在理解和处理问题时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经典书籍主要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而《资治通鉴》则补充了我们在做事时需要的权变智慧。懂得权变的人，看问题会更加客观，不会过于愤世嫉俗，也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当我们深入探讨《资治通鉴》的精髓时，会发现它特别强调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以及他们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家国兴衰的影响。司马光在书中详细阐述了修心之要与治国之道。修心之要中的“仁”，不仅仅是仁慈，更包含了育人和养百姓的深刻含义。例如刘备得诸葛亮后，事业逐渐壮大，这背后离不开他向部下展示的政治方向和愿景的魅力。在领导过程中，既要满足员工的物质需求，更要给他们精神上的鼓舞和养育。这就涉及到了领导的艺术。
再说治国之要，包括用人、信赏、必罚三个方面。其中用人是关键，而信赏和必罚则是外在的治理手段。这些手段的交集点就是如何用人、识人、治理国家。以唐太宗为例，他强调国家的大事就是赏和罚，并主张赏当其劳，无功者知罪。制度要严明，但关键还在于用人。这也是司马光管理体系的框架所在，体现了中国人的学问和治国当领导的学问。
通过《资治通鉴》记录的22个王朝的兴衰史和涉及的丰富历史资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无论是领导者的责任与使命，还是用人、信赏、必罚的治理手段，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资治通鉴》不仅是一部历史纪录，更是一部指导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治理国家的重要著作。《楚汉之争与领导之道》
让我们回顾一下楚汉之争，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篇章。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中，平民天子刘邦以其独特的领导才能，最终取得了胜利。他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他的自知之明、知人之智以及集思广益的领导艺术。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刘邦是中国历史上最厉害的皇帝之一。
刘邦的成功，首先体现在他的自知之明上。他清楚自己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等方面不如张良，在治国抚民、给饷馈粮方面不如萧何，在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方面不如韩信。这种自知之明，使他能够重用这些杰出的人才。正如他所说，这三者皆人杰，我能用他，所以我能取天下。与此相反，项羽则不知道重用范增，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
领导的第一要务是知道自己的不足，然后寻找并重用那些能够弥补自己不足的人才。刘邦的领导艺术就在于他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并且知道谁在哪方面行。他能够很好地协调萧何、韩信、张良等人，使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发挥最大的作用。这就是知人之智。
在刘邦的领导下，韩信这个曾经受到胯下之辱的年轻人得到了重用的机会。尽管韩信最初在项羽麾下未受重视，但在刘邦这里，他得到了发挥才华的机会。萧何知道韩信是个人才，向刘邦推荐了他。尽管刘邦最初并未重用韩信，但他最终还是听从了萧何的建议，拜韩信为上将军。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需要极大的判断力。刘邦信任萧何的判断力，后来所有的胜仗都是韩信打的。这说明一个领导的本事不在于他个人的能力有多强，而在于他能否让手下的人发挥最大的能力。领导的本事体现在你能否让手下的人死心塌地地为你做事。
子思是孟子的老师，孔子的孙子。他强调了领导应该坚持的三个原则：仁、明、武。仁，不仅仅是慈爱和姑息，更是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这样的仁政，才是领导应该追求的。领导也应该明智，集思广益，避免自以为是。
《资治通鉴》提醒领导要坚持仁、明、武三个原则。仁政是领导的核心，明智是领导的基石，而勇气则是领导的品质。作为领导者，应该坚持这三个原则，才能赢得百姓的支持，使国家长治久安。通过对楚汉之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刘邦作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是如何运用这些原则的。他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他的智慧、勇气和领导才能。在我们探讨的方向与目标之上，激发精神的与物质的双重动力是至关重要的。关于领导力的启示，可以从古代的智者那里汲取智慧。我们要明确何为真正的领导力。如古人所言，“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领导应具备清晰的判断力，知道道义所在，明白危机时刻的应对策略，能够区分贤才与平庸之人，辨别是非曲直。这种明晰如同曹操在官渡之战前的决断，他能够迅速采纳好的策略并付诸实践。
领导力的展现不仅在于决策，更在于如何调动团队的潜能。领导并非孤军奋战，而是要让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基层领导需尽其所能，以身作则；中层领导需充分发挥人的能力，沟通并协调团队之间的合作；高层领导则需汇集智慧，把握重大决策和方向。唐太宗的经验告诉我们，领导应该像巧匠使用工具一样用人所长，“智者取其谋略，愚者取其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关键在于如何合理使用。
当我们深入探讨领导的智慧时，唐太宗的用人理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他强调人才的重要性，就如同各种工具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和用处。在团队中，我们不应仅仅看重一个人的优点或缺点，而应关注他们如何适应并胜任自己的岗位。优秀的领导者不会过于关注个人的优点或缺点而忽视其能力价值，而是鼓励人才发挥其长处并接受其不足。“割政分机”的理念告诉我们，人才的组合和搭配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应该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和能力来分配任务和工作岗位，使每个人都能发挥出最大的潜力。我们也应该注重培养团队内部的协作和沟通，让每个人都能融入团队中并共同实现目标。这种用人理念不仅适用于古代帝王治国理政，也适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团队的建设和发展。作为领导者应该时刻牢记“用人如器”的智慧理念并将其应用于实际管理工作中以提高团队的效率和凝聚力。这种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将助力企业走向更加繁荣和成功的未来。人才的施展与领导者的智慧：古今用人的深度洞察
在任何一个团队或组织中，人才都是核心资源。如何运用这些资源，使其发挥最大效能，却是一个领导者必须深思的问题。这不仅关乎个体的才华展现，更关乎整个组织的命运与未来。
唐太宗的成功，与他的用人之术息息相关。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用人的观点，这些观点至今对我们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他强调“取才胜己者”，即领导者应有恢宏气度，不按照自己的模式选人。如果部下不能超过自己，那么这个团队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这一点与现代管理理论中的“领导替代理论”相呼应，强调领导者需要让更有能力的人为自己所用。
唐太宗主张“用人之长，弃其所短”，这要求领导者能识得真才实学，看准人的基本特质。在多元化的人才队伍中，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优点和缺点，关键在于如何根据工作需要合理分配任务。这一点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人岗匹配”理念相契合。
唐太宗还强调了容忍耿直顶撞者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成熟的领导者应有足够的修养去接受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不仅是对自身修养的考验，更是对团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他也提到，“一把手不搞小集团”，这一观点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每个人都应得到平等的对待。这种原则在现代组织中同样适用，一个团结多元的团队文化往往能够产生更强的创新力和凝聚力。
“驾驭特殊人才”是领导者面临的又一挑战。特殊人才往往具有非凡的能力和高度的个性，领导者需要具备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去驾驭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德”与“才”的平衡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们的用人原则。但什么是真正的“德”，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但真正的道德应该超越法律，从制度和文化的层面去约束个体的行为。我们需要通过制度和文化的力量让一个人的积极面得到张扬，消极面得到遏制。这种理念在现今社会的反腐斗争中得到体现，如何让权力得到约束是每一个领导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唐太宗对隋文帝的评价也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他指出了隋文帝的“多疑”和“刚愎自用”，这种独断专行的做法导致了王朝的灭亡。相反，唐太宗主张让天下贤才去做事，有功就赏，有过就罚。这种开放的领导风格使得他能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启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应该是一个善于倾听、勇于接受建议并不断自我提升的领导者。而《资治通鉴》中对领导者的分类也为我们提供了自我评估和改进的方向。
在评价一个人时，我们往往从两个维度进行考量：一是他的才能，二是他是否能自我约束、修炼内心。真正的人才，不仅拥有出色的能力，还具备自律的品质。
《资治通鉴》的首卷中记录了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魏文侯之子子击在路上偶遇田子方，这位田子方是孔子的再传弟子。魏文侯对子击表示对田子方的尊敬，但田子方却不予理睬，这引发了子击的疑惑。田子方回应说，“贫贱的人更懂得尊严，而富贵的人一旦骄傲自满，就可能失去他们的地位和家族。真正的领导者，应该内敛低调，而不是炫耀自己的地位。”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凯撒大帝在罗马的一次演讲，他也强调了领导者应当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瓦特·米伽尔通过实验发现，能够控制自己情绪和管理自己行为的人，往往更容易在人生道路上取得成功。这些成功的人不仅拥有出色的个人素质，更重要的是他们擅长处理自己的情绪和他人的情绪。这对于身处领导地位的人来说尤为重要，他们需要营造一个和谐的环境，让自己和团队都能够成长和发展。
在《资治通鉴》中，子思对卫国国君的忠告也体现了这一点。他指出了君臣之间应当如何相互尊重、相互纠正错误的重要性。而唐太宗作为一个以武力得天下的皇帝，他的一次弓箭经历让他领悟到了自我反省和谦卑的重要性。他知道自己在治理国家方面并非无所不知，因此需要倾听他人的意见，不断学习和进步。这也是领导者的素质之一：自我管理能力，包括管理自己的情绪、行为和对自己的认识。
《资治通鉴》还通过唐明皇的变迁，强调了“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道理。领导者在起初往往能够保持自律和节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往往容易失去初心。《资治通鉴》提醒我们，作为领导者，不仅要注重开始，更要注重持续性和始终如一的品质。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不仅要有出色的才能，更要有自我管理的能力。他们需要克制自己，学会谦卑和反省，这样才能在领导岗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为自己、为团队、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位领导者都面临着一种深刻的挑战：如何善始善终，如何将一时的成功转化为持久的伟业。这不仅考验着领导者的素质和能力，更是对他们自我约束、谦卑克己的考验。让我们从唐明皇的故事中窥探一二。
这位皇帝在乱世中崛起，继位时年仅28岁，充满了活力和决心。他励精图治，任用贤能，如姚崇、宋璟，为国家带来了希望和繁荣。人生的50岁是一个转折点。随着爱妃武惠妃的离世，杨玉环走进了他的生活。在这个阶段，生活的重心开始转移，考虑的不再仅仅是国家的治理，更多的是如何延长寿命，如何享受生活。这时，领导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自我放松，如何在这个时刻约束自己，如何保持克己的精神，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考验。
创业之君与守成之君的差别在于能否管住自己。领导者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他们的专业能力、领导才能或艺术，更关键的是能否约束自己。这是一个试金石，是判断领导者是否善始善终的重要标准。家国的兴衰，关键在于领导者是否能做到克己。克己则兴，不克己则衰。
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曾指出，人类依靠轴心时代的思考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离不开轴心时代的思想为根基。轴心时代所孕育的孔孟老庄等思想，成为我们民族复兴的宝贵财富。我们需要海纳百川，继承传统，弥补不足，摒弃糟粕。在今天这个全球化、多元化的时代，我们要走出自己的路，探索适合自己的模式。我们必须认同自己的传统和历史经验，这是探索自己模式的最大理由。我们也要吸收西方的科学成就。
从刘邦到汉朝，再到汉武帝和唐玄宗的历史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主要探讨的是治国的学问和做人做事的学问。我们注重教化而非信仰。汤因比曾预言，中国文化将是21世纪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黏合剂。中国的“忠恕”理念与西方的“法制”相辅相成，“忠恕”是基础。没有“忠恕”，“法制”则容易被钻漏洞。中国传统的普世价值不可忽视。汤因比的预言有其道理，我们要尊重传统，尊重自己的文化根源。同时我们不必取代西方文明成为主宰，而是要走自己的道路。传承传统的瑰宝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和责任。因此我们应该珍惜并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不断走自己的道路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同时也要尊重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成就以实现共同进步和发展。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