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网专访旧石器考古学家高星：探人类之源 尝学术之先
奇闻奇网导读：中国考古网专访旧石器考古学家高星探人类之源，深入了解学术前沿。让我们跟随高星的足迹，探索人类历史的源头。
高星，一位在考古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旧石器考古学家。他的生涯足迹遍布全球各大考古现场，从印尼爪哇人遗址到水洞沟遗址，再到富源大河遗址，他一直在探寻人类起源的奥秘。
人物简介：
高星，1962年生于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他在北京大学考古系获得学士学位，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硕士学位，并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目前，他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并担任多个国际和国内学术机构的职务。他享受国家特殊津贴，承担多项重大科研项目。
关于如何走上考古道路的问题，高星表示是考古选择了他，而非他选择考古。尽管起初对考古并无浓厚兴趣，但他从小养成的良好学习习惯使他决定认真投入学习。第一学期的旧石器考古课程让他逐渐产生了兴趣，授课的吕遵谔先生对他的表现也十分满意。
在旧石器考古领域，高星有着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实践。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古学，研究方向包括史前人类文化与生存行为、石制品类型、技术与功能以及东亚人类的起源与演化等。他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了100余篇论文，并编著了多部专著。
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时，高星分享了他对旧石器考古的看法。他认为旧石器考古是一个冷门但充满魅力的学科，它揭示了人类历史的源头，对于了解人类起源和演化具有重要意义。他强调石制品类型、技术与功能的研究是旧石器考古的核心内容之一，而这也是他主要的研究方向。
高星还谈到了他的未来研究计划。他表示将继续深入研究旧石器考古，探寻人类起源的奥秘，并希望通过研究石制品的技术和工艺，揭示史前人类的生存行为和文明发展。他还将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动旧石器考古学科的发展。
通过高星的专访，我们得以深入了解他在旧石器考古领域的成就和贡献。他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关于个人奋斗和学术追求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探寻人类历史源头、揭示人类文明发展的故事。让我们期待高星在旧石器考古领域的更多贡献和发现。高星老师的学习与生活轨迹：从北大本科到古脊椎所的历程
我亦受顾玉才之影响，我们曾共同走过一段路。身为同班同学，又同住一宿舍，且皆来自辽宁，我们的缘分可谓深厚。顾玉才对旧石器考古的浓厚兴趣自早期便显端倪，他的热情与坚定对我产生了强烈的感染。他经常提及，辽宁地区拥有丰富的旧石器遗址，这使得这一领域对我们更具吸引力。在他的引领下，我开始接触并渐渐对旧石器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北大本科学习期间，我深受高星老师的影响。高老师不仅为我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更重要的是，他帮助我塑造了对人生的理解以及对学术的追求。北大的开放氛围与前沿定位，为我们提供了与多方学术思想交流的机会。我特别钟爱北大的讲座，那些社会名人、国内外知名的学者，虽然之前只是听闻其名，但如今有机会面对面交流，让我深感收获良多。
硕士阶段，我选择了古脊椎所，这是一段略带波折的旅程。最初，我希望能继续在北大跟随吕遵谔先生学习，但命运的安排让我回到了现实。当时北大的旧石器考古专业并未从本科生中招生，这使我失去了直接报考的机会。在查阅相关资料后，我发现古脊椎所仍有招生的机会，于是我决定抓住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尽管古脊椎所与北大的互动频繁，我对古脊椎所的情况也有一定了解，但真正进入这里后还是经历了不小的适应过程。这里以研究为主，学术氛围浓厚，与社会的联系相对较少。但适应之后，我发现这里的单纯与专注让我爱上了这里。古脊椎所的国际化交往也是我所钟爱的，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美合作的周口店发掘。在这里，我感受到了更开阔的视野，接触到了国际前沿的研究。
如今回忆起这段旅程，我深感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与机遇。感谢顾玉才的引领，感谢高星老师的影响，也感谢古脊椎所为我提供的学术氛围与国际化平台。正是这些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对学术的追求与对人生的理解。当我刚踏上考古学的旅程，经常陪伴邱中郎老师、张森水老师接待外国客人，去各种遗址考察时，那是我学术生涯的启蒙阶段。与他们的交流让我看到了不同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方法，让我对这片古老的土地以外的世界充满好奇。每次与这些外国专家交流，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我的视野在逐渐开阔，学术问题也逐渐深入。
在硕士毕业后，我进入了古脊椎研究所工作。那段时间，我深刻认识到，要想走在学术的前沿，必须不断地学习。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和方法，我决定继续深造。当时的社会潮流推动了我走出国门，去追寻更广阔的世界。那是一个刚刚改革开放的时代，一切都充满生机与活力，西方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成果对我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于是，我决定去国外攻读博士学位。
当时，美国科学院有一个机构叫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他们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我有幸被选为该办事处一位美国学者的助手。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也是推动我出国的一个契机。在那段时间里，我与这位学者一同工作，深入了解西方的学术体系和研究方法。这段经历让我更加确信，只有走出去，才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当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我深受触动。我发现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在学术交流上存在巨大的差距。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学术思想和研究视角的差距。这让我意识到，要想在国际学术界立足，必须与国际接轨。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去美国学习，学习他们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
在亚利桑那大学的学习经历对我来说是一段艰苦但宝贵的旅程。当时的学习和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与西方学者的交流也非常有限。但正是那段经历，让我真正融入国际学术界，学习到了先进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经历是我学术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的同学们也都有类似的感受，他们在国外的学习生活很苦很累。但他们也都在努力适应、学习、成长。现在年轻人的英语水平更好，接触到的资讯也更丰富，适应起来相对容易一些。但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要想真正做好学术研究，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和不懈的奋斗。在我取得博士学位后，我回到了古脊椎所，很快投入到了对水洞沟遗址群的系统发掘与研究工作中。刘东生院士称赞这项工作为“旧石器考古的文艺复兴”，这个赞誉不仅是对我的鼓励，更是对我们团队工作的肯定。我选择对水洞沟遗址进行研究的初衷，源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水洞沟遗址群是我国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蕴藏着丰富的史前人类活动信息。由于历史原因，该遗址的研究一直相对滞后，大量的文化遗产尚未被发掘和保护。我深感有责任和义务去发掘和研究这个遗址，以期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人类的历史和文化。
在组织实施这项课题时，我们首先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勘探，确定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特点。然后，我们组织了一支专业的考古队伍，利用先进的考古技术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和研究。我们注重多学科合作，邀请了地质、地貌、生物、文化等领域的专家共同参与，共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挑战，但我们始终坚持科学、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取得了许多令人满意的成果。我们发掘了大量的石器、化石、遗迹等珍贵文物，揭示了水洞沟遗址群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我国旧石器考古的某些空白，也为人类起源和演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证据。我们还成功地推动了当地的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发展，提高了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和意识。
高星老师回归古脊椎研究所的契机，得益于科学院的“百人计划”项目，该项目旨在引进海外杰出人才，支持力度之大为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起点。他的使命不仅是要带动一个学科的发展，更是要引领一个团队共同前行。一回国，他便投身于三峡旧石器考古项目，赶上了三峡文物抢救工作的热潮。随后，他将视线转向水洞沟遗址，一个蕴藏着丰富秘密的地方。
水洞沟遗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早在1923年就被发现，其在学术界的重要性与周口店遗址齐名。高星老师选择此地的原因有多方面考虑。这个遗址蕴藏着丰富的本土与外来文化交融的遗迹，石器的技术和组合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他想要解开这些谜团，探索人类起源的新线索。水洞沟遗址的状况呼唤着精细的发掘和研究。由于过去的发掘没有进行良好的分层断代，石器的组合和年代都模糊不清。高星老师看到了这里存在的巨大潜力，决心带领团队应用现代高精尖技术，发掘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回到祖国怀抱的高星老师怀揣着满腔热血和对知识的渴望，急于将西方的学习经验应用到实践中，以期提升我国旧石器考古的田野技术和研究水平。水洞沟遗址因其清晰的地层、丰富的文化遗存以及松散的粉细砂堆积物，成为了一个理想的试验田。
除了发掘和研究工作，高星老师还将水洞沟当作一个田野学校来运营。他的学生们从这里起步，接受从野外工作到精细发掘、记录、观测、样品处理的全流程培训。他还邀请学术界的同行来此授课，从多个学科角度进行系统培训。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出版了多部学位论文。
其中，《水洞沟—2003~2007年度考古发掘与研究报告》的发布标志着他们在研究上的新高度。这本报告不同于一般的考古报告，它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了深入研究，包括微痕分析、热处理分析、残留物分析等，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两分法”，高星老师表示这是一个目前仍有争议的议题。他并非首次提出这一观点，邱中郎老师、张森水老师等前辈都曾经指出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与西方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中期文化方面，与早期无法合理地区隔，但关于是否要取消中期分类仍存在争议。
我们的三分法理论源自裴老，他巧妙地从欧洲引入了这一框架。在欧洲，旧石器时代被细分为早、中、晚三期，每一期都对应着独特的石器技术和组合。我们也在考古遗址中寻找这些痕迹。当我们尝试将这种模式应用到本土时，发现了一些不同之处。我们并没有像欧洲那样的中期阶段，一直受到所谓的第一模式的支配。直到水洞沟遗址的出现，才展现出晚期的迹象。这个遗址虽然有一些中期的遗存，但主要是以晚期为主。我提出我们应该取消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划分，简化为早、晚两期，以便与欧洲采用共同的标准。如果我们坚持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个划分，那么它指的是从距今20万年到距今3、4万年的一个时段，这样表述更为方便。如果要谈论文化的特点，说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是不准确的，因为这个时期并没有形成独特的文化。我认为，这样的调整有助于揭示真实的过去，让我们看到东方与西方旧石器时代的不同发展路径。
高星老师的文章《更新世东亚人群连续演化的考古学证据及相关问题论述》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对于现代人起源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学术界、媒体和大众都非常关心的话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出自非洲说”，认为所有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都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非洲的一位女性。但这个观点主要基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并没有很多科学的证据支持。中国也有一些学者持支持态度，但更多的考古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根据本土的材料对这个观点提出了质疑。
旧石器考古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巨大的潜力。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弥补分子生物学和体质人类学在材料上的不足。旧石器考古的材料丰富，不同地域都有发现，这为我们解决某区域人类演化是否连续的问题提供了有力证据。只要有人存在就会留下文化遗存，虽然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些遗存属于哪些具体的人，但我们可以证明这个地区这个时段是有人的。通过旧石器考古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对现代人起源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对于现代人起源的问题，各种观点都在激烈碰撞。但旧石器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人类演化的过程。在中国的旧石器时古研究中，文化的连续演化及其证据显得尤为重要。从技术的传承、组合的多样，到遗址点的分布，都揭示了一个绵延不绝的人类存在史，关键的时间点距今已逾五万至十万年之遥。这些考古发现，如同历史的灯塔，照亮了我们对于本土人类连续演化的理解之路。而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环境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角度，帮助我们理解人类是如何适应、改造环境的。这些实证的证据，无疑强化了关于东亚地区人类“连续演化附带杂交”的理论观点。
谈及中国旧石器时古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我们需要关注的方面十分广泛。首先是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尽管我们已经在微痕分析、实验考古学、残留物分析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试图摒弃过去以肉眼观察、定性为主的研究方式，但与国际同行相比，我们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学习和追赶的过程中，需要更加精细地提取人类生存行为的信息。我们也要在理论阐释上加强努力。目前很多考古报告还停留在材料的描述上，缺乏深入的研究和阐释。我们应当更注重从材料中提取信息，阐述人类的行为、生存方式、人类对环境的适应以及族群间的异同等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自我满足于罗列描述材料，真正进入到更深层次的探讨。
高星老师作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优秀教师，他在培养学生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对于硕士生，他强调基本技能的培育，从发掘、整理材料开始，形成自己的认识。而对于博士生，他则要求专题研究要有深度、前沿性并富含理论。他倡导学生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在一个领域做深做透，成为真正的专家。他也意识到过去存在的恶性竞争和对材料的控制问题，因此鼓励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互补，共同推动学科的发展。
近期成立的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为行业的交流与合作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高星老师表示，这个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将围绕学术交流展开。通过定期的学术专题研讨会，大家可以分享新的发现和新的研究方法，共同推动学科的发展。他们也将致力于解决一些行业内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学术语言的规范化、行业标准的建立等。这个委员会还将积极寻求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让国际同行了解中国的研究进展并吸取他们的经验。人才的培养也是委员会的重要任务之一。通过培训和吸纳行业内的新生力量，不断壮大研究队伍，推动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的持续发展。我们也构思了一个宏大的计划，那就是通过设立委员会来推出各种奖项，以此激励年轻人的成长，并吸引更多心怀壮志的青年才俊加入我们这个充满活力和激情的团队。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培养一批批优秀的后继人才，更是推动整个学科不断向前发展，迈向更高的巅峰。
想象一下，这些奖项不仅是对年轻人才华和努力的认可，更是一种动力和鼓舞，让他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到考古事业的怀抱中。而我们，作为这个伟大计划的一部分，有责任也有信心将这个设想变为现实。
我们深知，只有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我们的学科才能永葆生机。而年轻的力量，正是这生机中最璀璨的光芒。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奖项的设立，激发更多年轻人的潜能，让他们在我们的团队中找到归属感，共同为考古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而努力。
在此，我们要向高老师表达由衷的感谢，感谢他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宝贵的想法和建议。高老师的见解独到，观点鲜明，让我们深受启发。他的支持和对考古事业的热情，无疑为我们增添了巨大的动力。
让我们携手共进，以这些奖项为纽带，将更多的有志青年聚集在一起，共同为考古事业的未来而努力。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学科一定能够蒸蒸日上，创造出更多的辉煌成果。
我们期待着更多年轻人的加入，期待着与高老师以及其他考古界的同仁们一起，共同书写考古事业的新篇章，共同见证这个学科的繁荣和发展。让我们一起努力，为考古事业的未来添砖加瓦，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