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皇族庶子没有继承权，但历史上庶子当皇帝的大有人在

在古代社会，小妾及其所生的子女，面临着极为微妙的地位挑战。他们不仅在生活中要面对种种限制，甚至在家族的继承权上，也必须遵循严格的嫡庶之别。

以扬州海陵县丞张观的两个儿子为例，尽管长子为庶出，但嫡子的地位依然高于他，这充分体现了嫡庶之间的尊卑差异。即使在注重长幼有序的家族中，嫡子的地位也凌驾于庶子之上。

唐朝名将丘行恭，因争抢安葬自己的生母，也就是父亲的小妾，被法司弹劾并受到除名的惩罚。这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惩罚，更是对整个社会对庶子地位的认知的反映。庶子没有资格安葬自己的生母，这已经是有违人伦了。更糟糕的是，他们的继承权往往被剥夺。

虽然唐律规定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可以立庶子为嗣子，但现实远非如此。许多贵族男子宁可让侄子来继承香火，也不愿将位置交给庶子。像抚州刺史皇甫炜的例子，他膝下仅有一个庶子，但最终继承香火的却是他的侄子。这充分说明了庶子在家族中的地位之低下。

在这种制度下，小妾的生活更是难以为继。她们无法主持家事，甚至不能与丈夫合葬。而庶子，他们无法称呼自己的生母为母亲，不能在生母去世后为其安葬，更无法继承家业。这种嫡庶有别的制度，虽然可以解决权力和财产的继承问题，但对于人伦天性却是一种挑战。如果庶子孝顺、与生母感情深厚，这对母子都会遭受莫大的痛苦；如果庶子冷漠，对生母的不承认，对生母更是一种伤害。

在这种背景下，《井底引银瓶》的开头便告诉大家，此诗的目的在于“止淫奔”，劝阻情窦初开的少女们不要因一时的冲动而误入歧途。因为在封建社会中，挑战礼教制度的贵族男子可能只是增添了一场风流韵事，而对于女子而言，一旦步入错误的路，就可能累及自身和子女的一生。这样的制度不仅对人性造成压抑，更是对弱势群体的极大不公。